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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6-28 日誌補充_汪精衛對中日關係

以下是根據搜狐社區提供汪精衛對於中日關係之原文紀錄:

  “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:「中國革命之成功,有待於日本人之諒解」這句說話意義重大。日本是東亞一個強國，經濟軍事文化著著先進，最近幾十年，可以說無日本則無東亞。中國軍事雖然落後，都是東亞一個地大人眾歷史深長的國家，如果要強盛起來，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國的強盛對於日本會發生什麼影響，於日本有利呢還是有害。如果有利，日本當然願意中國強盛，願意與中國為友; 如果有害，日本必然要將中國強盛的動機打消了去，決定以中國為敵。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，勝負之數，不問可知。

  

    因為這樣，中國革命若要成功，必須使日本知道，中國革命之成功，於日本有利，這不是權謀策略的，而是誠意的。怎樣纔能於日本有利呢，中國與日本外交方針一致，軍事方針一致，更進而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，以謀經濟合作，這樣中國的強盛，便於日本有利而無害。這是不是有損中國主權呢? 絕對不是，因為一個國家對於一個國家，因為利害相關而相結合，絕對不是有損主權; 這是不是有損第三國正當權益呢? 絕對不是，因為中日的結合，為的是共同生存共同發達，並沒有排斥第三國正當權益的意味。

 

    十三年間，孫先生在廣州手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，那時候對於中日關係，是照著以上所述方針進行的。十四年間，孫先生逝世，我繼承遺志，主持國民政府，對於以上所述方針: 兢兢業業，不敢少變。十七年間，便不然了，濟南事件為中日關係惡轉的起頭，但是寃仇宜解不宜結，中國此時只宜竭力忍耐，竭力解釋，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復歸於好轉，不幸當時國民政府計不出此，遂使中日關係由惡轉而更惡轉，由此一直至於九一八事變發生。

    我說這話，並非有意責難當時主持國民政府的人，我是一個國民黨員，是一個與國民政府有關係的人，對於這種錯誤，我當然應該分担責任，不過我要求讀者知道，我在當時是一個亡命者，是一個被國民政府通緝而漂流海外的人。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我回到南京，担任行政院長，其後又兼外交部長，我提倡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」，來矯正當時「反對直接交涉」的論調，在我手裏先後訂定淞滬停戰協定，塘沽停戰協定。我當時的用意，仍是本於冤仇宜解不宜結的觀念，想從局部的暫時的安定，進而謀全國的永久的和平。我的主張，四年之間，並未達到，我絕不諉咎於人，我只自認才力不逮，事與願違而已。

    但是我必反對一種論調，這種論調就是當時所謂主戰派，試圖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，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，戰的結果會怎麼樣，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為兒戲嗎?

    我當時初以為蔣介石先生與我是同心的，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蔣辭國民政府主席職後一篇告誡國人的文字，認為蔣與我同心，所以誠心誠意來與蔣合作，然而四年之間，我已漸漸的覺得不對了。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，我於大病之後，又受了三傷，身體上支持不住，二十五年一年之內，我遠渡異國，直至西安事變發生，方纔趕了回來，則情形更加大變了。我當時只能牢牢認定剿共事業決不可中止，因為共產黨是只知有第三國際的祕密命令，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,將抗日的招牌掛起,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,挑動中日戰爭，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，我當時的言論方針注意此點，讀者可隨時加以覆按。自從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，我對於中日戰事，固然無法阻止，然而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；對於共產黨的陰謀，也沒有一刻不想著抵制他，揭破他。真至最後最後，方纔於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，二十九日發表和平建議。

    我的和平建議，是贊同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的。我為什麼贊同呢？我依舊是向來一貫的觀念，對於日本冤仇宜解不宜結。打了一年半的仗，日本的國力，中國的民族意識， 都已充分表現出來，日本既然聲明，對於中國沒有侵略的野心，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。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，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了一場之後，抱頭大哭，重歸於好？這是何等悲痛而又歡喜的事？假使蔣能認識這是中國關係已到了一個新時期，毅然決然對於此聲明的大意原則，表示贊同，則中日和平途徑即可開展；更進而根據所謂三久和平之基礎，即可 確定；此後共同生存共同發達，不難循序而得，不幸蔣不出此，反而用深閉固拒的態度，對付日本的提議，更用極端壓迫摧殘的手段，對付國內黨內的一切和平建 議。以此之故，蹉跎半年，大局日益敗壞，不可收拾，這是真可痛惜的！

   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經濟提三原則，固然在近衛聲明中，方顯輪廓明白，但是數年以前，日本已經有此提議了。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，日本有吉大使與蔣會見，曾經提出以三原則為改善中日 關係之基礎，蔣表示贊同，並表示無對案。其後忽然翻覆：一則曰，那時是軍事委員長，不是行政院長，所說的話，不能算數；二則曰，那時是以私人資格談話，不 是以公式談話；三則曰，所謂贊成者，乃是贊成對於三原則之討論，不是贊成三原則；四則曰，所謂無對案者，乃對於三原則之實施而言，絕非無條件的贊同：這是 二十五年整整一年中日交涉反復停頓之原因，也是二十六年中日衝突終於爆發之原因。我們讀了當時的外交談話記錄，只有浩 ，。及至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一月，德國陶德曼大使調停戰事，所述日本政府的和平條件，何其不是三原則？

    我在“舉一個例”文中，已經說過，不必遠述。至於近衛聲明，本其向來一貫的主張，為系統的敍述，並且於我國憂慮之點，均已加以解釋，例如關於共同防共，因為我國憂慮以此之故，干涉及於軍事內政，故聲明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，締結中日防共協定；關於經濟提攜，因為我國憂慮政治糾紛尚未解決，故聲明尊重中國 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，並聲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，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，有了這樣鄭重而明白的聲明，則三原則之實行，決無害於中國 之自由獨立。不但此也，所謂共同防共及經濟提攜，其主要目的在使共產擾亂與經濟侵略兩大毒害絕跡于東亞，這等責任非常重大，日本 望中國分擔這等責任能力，則中國必須有充分之自由獨立，方能有分擔此重大責任之能力，自無待言。然則我們贊同此聲明，決不是苟求一日之安，而為的是東亞的 百年大計，然則我們為何於此聲明採取深閉固拒的態度。

    在蔣統制下的宣傳，動不動說，日本正在以全力滅亡中國，所謂三原則，不過是一種托。這種宣傳，實在是不對的：第一，日本若要滅亡中國，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，不必有所托詞；第二，三原則的提出，已歷數年，如上所述，自近衛聲明以來更明顯的定位國策，全國輿論，已趨一致，何以見得是托詞？第三，中日兩國如果 沒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，則因利害衝突之故，勢必於水火不相容，反之，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，則利害一致，衝突自然無從發生，這樣的關係重大，如何可以 說是托詞？第四，數年以來中日關係所以不能改善，並且日趨惡劣，僅誤於一種循環論，例如日本說：中國排日，是九一八事變的起源，中國說：日本侵略是排日的 起源，日本說中國要拋棄以夷制夷政策，才能使中日關係好轉，中國說：日本要放棄對於中國的野心，才能使中日關係好轉：諸如此類，都是互相期待，互相責備， 以致愈弄愈糟，如今有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，以同時著力，先期待自己，然後期待他人，先責備自己，然後責備他人，則進步必然較快，成功必然較易。如此做 去，不但是使中日過去的糾紛得以解除，現在的戰禍，得以結束及補償，而將來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大道，也可以從此踏了上去。

    然則為什麼一定要拒絕和議而高調繼續抗戰呢？我們必須知道，抗戰以來，軍隊和人民都已充分的表示了民族意識，這是不可磨滅的；然而同時我們又必須知道，這 種民族意識，如今已被共產黨完全利用了。利用民族意識，在民族意識的掩護之下，來組喲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民族，有所謂國家。他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，要把中國來犧牲，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，犧牲的人數，越多越好，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，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，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，這在第三國際看來， 真個是一舉兩得，何況天從人願，抓著了蔣來做幌子，以盡情發洩十六年以來“剿共”的仇恨，等到盡情發洩完之後，他自然會回到他的第三國際老家去，用不著一 些留戀。因為這樣，所以三番幾次得著了回復和平的機會，偏要說抗戰到底，這就是中國永遠得不著和平的，非替第三國際犧牲到底不可。總而言之，共產黨的罪 惡，浮於義和拳，而為共產黨利用的人，其罪惡浮于剛毅諸人之上，雖然尚有忠勇的軍隊，忠勇的人民，至多不過如聶士成一般，只能盡自己報國的心事，絕不能挽 回當前的劫運，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，李鴻章之挺身入京，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，成立和議，或者還可補救一些。

    我覺得今日有兩條路擺在面前：一條是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，以蔣現有的兵力，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，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，以蔣現有的環境，雖欲不跟著共產黨 而不能，這樣下去，只有以整個國家民族跟著蔣為共產黨的犧牲，另一條是把總理先生的遺志重新的闡明起來，重新的實行起來，對於日本，本著冤家宜解不宜結的根本意義，努力於轉敵為友，第一步恢復中日和平，第二步確立東亞和平。這兩條路，前一條是亡國滅種的路，後一條是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路。我決定向復興中國復興東亞的一條路走，我決定團結同志並團結全國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有志之士，來共同走上這一條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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